十年艰辛追爱智，一朝思得博士花。求道工夫不与闲，谁说肖黄不落家。肖永奎博士十年学问思辨，五年钩深致远，其博士论文《王安石经学与变法研究》即将出版。这既是其多年求道硕果的面世，亦是其攀学术高峰的起始。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胸怀家国民众，忧患积贫积弱，强毅变法措施。虽群谤盈廷，但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以对。王安石的理论思维虽为理学的非主流派，但与主流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共同推动着理体学思潮的开创，开启了北宋思想解放运动，即从“不敢言服、郑非”的注疏之学中解脱出来。共同倡导以义理解经的新的经学研究范式，构建了“六经注我”的理学理论思维自由创新的新时代。王安石义理解经，其宗旨是为变法的合理性、合法性制造依据。《四库全书提要》有言：“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1]王安石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实行变法，寻求理论依据，以钳排击者之口。他在《周礼义自序》中说：“士弊于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揆，妄以为庶几焉。”[2]他试图通过训释经典著作而发现适合变法的价值，以能“致法就功”。他认为《周礼》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行青苗法，都稽此书。其在《诗义自序》中说：“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故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3]是为培养具有道德和礼义的人材，颁之太学，太学学生便受荆公新学的教育，如永嘉学派的周行己、许景衡、薛季宣等都在太学学习时接受“新学”的影响。王安石在《书义自序》中说：“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颁焉。……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4]三经新义在荆公新学独行于世六十年，科举之士子，熟于新义才能中举，所以在当时影响巨大深远。它横扫考据注疏之俗学，为义理之学的注经、改经、补经鸣锣开道。

为化解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纲常宗庙、礼制失序的道德危机，儒释道三教冲突的信仰危机，必须重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一批有智慧、有远见的士子和学者，变革、革新是他们的共识。于是在庆历年间由范仲淹、欧阳修为首发起变革运动，是为“庆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及重命令、轻恩信等措施。从上而下实行一次改造，虽很快失败，但变革的精神却继承了下来。王安石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洞见，高举变法的大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与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同年实行均输法、青苗法；三年（1070年），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行募役法；四年（1071年），更定贡举法，以经义策论取士，立太学生三舍法；五年（1072年），行市易法、保马法，颁方田均税法；八年（1075年），《诗》《书》《周礼》三经新义成，诏颁于学宫，在短短的四年间颁行10法，既没有给州县官员说明各法的性质、意义、价值以及施行的办法，也没有给地方官吏以充分准备实行各法的时间，以致地方官吏手忙脚乱、罔顾不及，更不检查各法是否按法正确施行，故而出现诸多弊端，这就给不同意变法以及变法触犯其既得利益的人与集团以排击的口实和事实。于是朝议排击纷纷。由攻击变法而谤议作为变法理论根据的“三经新义”及其经学思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罢各新法。九年（1086年），王安石随新法被罢而卒。

肖永奎博士对王安石经学探赜索隐，还其本来面目。如对于其源流的误读，或以其经学学术本于周敦颐，或以为出自贾昌朝，或以为“盖本于敞，如‘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之说之类，经义都勦取之。”对此，肖永奎将《三经》经文原典、刘敞《七经小传》解、《三经义》解例表作同异的比较。《尚书》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伊训》《微子》；《毛诗》的《周南·卷耳》《魏风·园有桃》《小雅·常棣》《小雅·十月之交》；《周礼》的《天官·大宰》《地官·司市》，刘、王二人诠释均异。唯《禹贡》“二百里蔡。”，训蔡“放也；放罪于此”，两人同，皆据于孔安国传。以王安石经解勦取刘敞之说，不能成立。若王安石为抄袭刘敞，在当今亦是不允许的学术规范问题。

化解误读，追索其真实的原委。在北宋道学家、哲学家疑经改经的思想自由的新经学运动中，司马光的疑孟，欧阳修的疑《周易·系辞》等非孔子所作。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却成为王安石叛经的根据。肖永奎认为最早误读王安石断烂朝报的为苏辙。他在《春秋集解引》中说：“至《春秋》满不能通，则诋以为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不能复学。呜呼！孔子之遗言而凌灭至此。”杨时作为二程高弟批判安石学术最力，却说《春秋》“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学官，非废而不用也。”二程另一弟子尹焞说：“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两人之言，已为安石辩白。李绂认为，王安石讲断烂朝报是对陆佃农师、龚原深父在其《春秋后传》和《春秋解》中认为阙文太多，故言断烂朝报，并非诋经之意。其实王安石自己曾撰《春秋左氏解》十卷，言言精核，辨左氏为战国时人。在其所著《原性》有曰：“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可见其并没有非《春秋》，其“断烂朝报”之说是对陆、龚的阙文多而言的。

积久学精，辑佚《礼记发明》。由于长期对王安石经学的误读、误判，其经学著作亦随之佚失，再加上对王安石变法的排斥、攻击，亦殃及其作为变法理论根据的经学著作的流传。近代以来，随着对王安石变法重新认识和评价，其经学著作也得到学者的重视，也开始了对其经学、子学著作的辑佚，但欠缺甚多。于是肖永奎博士便着手搜集资料，撰写了《王安石经学著作考》，对其经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卷数、版本、流传进行考证，以体认其经学著作的人文语境、时代精神以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以扎实历史资料、时人的论说证其大体的内涵。基于其经著有的没有辑佚，肖永奎博士便对《礼记发明》进行辑佚。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载，王安石有《礼记要义》二卷；卫湜《礼记集说》：“临川王氏：《礼记发明》一卷。”肖永奎认为此两书即为一书，题名分卷不同而已。其转述王安石佚文比较完整，据此他作《礼记发明辑佚》，共辑得佚文55条，其中《曲礼》上下12条，《檀弓》上下13条，《王制》8条，《曾子问》1条，《礼运》6条，《哀公问》1条，《坊记》1条，《中庸》11条，《表记》2条。可窥见王安石对《礼记》诠释的思想和方法。如对《中庸》首三句的诠释：“人受天而生，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不唯人之受而有是也，至草木、禽兽、昆虫、鱼鳖之类，亦禀天而有性也。然性果何物也？曰：性善而已矣。……”并以《中庸》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诠释性命。王安石的诠释合乎经典的意蕴。然朱熹的《中庸章句》直解“天命之谓性”：“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完全是其理体学的哲学思维的贯彻。肖永奎博士对于《礼记发明》的辑佚，与荣肇祖辑佚《王安石老子注辑本》，蒙文通辑《王介甫〈老子注〉佚文》，张宗祥辑录《王安石〈字说〉辑》可谓同功。是对王安石经学研究的贡献。

钩深致远，和合创新。永奎从和合学视域契入王安石经学，便展开一个新的世界。他认为当社会面临信仰危机，儒学信仰体系衰落，与佛道以及世俗的价值相比，已无法凝聚人心，经学注疏考据之学已无法构成人们心中的信仰根基，无法为社会提供一种公共的共享的价值体系。改变僵死的，不能唯变所适的旧经学，已是当务之急。与社会上兴起的变法诉求相适应，亦催生了经学义理学的理性主义思潮，以标举批判注疏考据之学，提倡经学致用。王安石的新经学，以新的变法思想、新范式、新方法解释经典。他将经术变法与经学义理及变法现实融突和合，使经术变法、经学义理成为现实变法不可或缺的理论根据，并援引经典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为其经学与变法树立新的权威，激发士大夫敢于作为的变法精神。虽《书》《诗》《周礼》三经新义名义上为科举改制统一经义服务，实际上是为构建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变法设计。《三经新义》既突破解经的“家法”与“师法”，又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援引、吸收诸子解经的成果，加以自己的解读，并运用其《字说》分文析字，阐明义理。在此基础之上融突和合创新，构建了经学义理新体系，推动经学义理之学的发展。

肖永奎博士《王安石经学与变法研究》运用了和合学方法深入探赜熙宁变法如何以经学为其理论依据，以及经学唯变所适为变法实现合理性论证的关系，在相互联动中，互相促进，互相发展，营造了一个互相创新的局面，使北宋社会出现了新气象、新思维、新方法。肖永奎该书广纳兼揽前人研究成果，而能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辑前人所未辑。因此，有其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