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在位于大别山区（它将长江流域与华北平原分隔开来）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盆而至。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这样的事情绝非第一次发生。麻城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中，深深铭刻着穿越过去的记忆：动乱时期一再发生的同样血腥的杀戮，以及和平时期数不清的日常暴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之地。

我们将会看到，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官员和文人们，对麻城的暴力倾向有着充分的了解。西方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例如，在1969年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中，美国政治学家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试图研究在通往1949年共产党之最终胜利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某些地区为何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革命的成长。他借助计算机所做的细致分析表明，多数情况下，在社会生态与共产主义诉求的接受程度之间确实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地方，革命最容易获得成功。但霍夫海因茨的确发现了几个例外（他称之为“温床县”），这些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扩散和持续成功”对这个总体模式构成了挑战，他只能推断，其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因素”对暴力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助益。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 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 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

本书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是麻城？更确切地说，我要探寻的问题是：当我们将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维埃根据地——置入极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时，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更主要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其延续时间之长，超越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历程。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以相当长时期内——从14世纪蒙古人被驱逐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的7个世纪——单个小地方的经历为基础，本书希望对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暴力现象进行更广泛的探讨。我将表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