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岁左右那阵子，刚创刊的POPEYE刊出了美国滑板的报道。于是和朋友一起玩滑板的我寄了一封明信片过去，大意是问：“那滑板在哪里能买到呢？”这开启了我和编辑部的往来。到了暑假，我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打工机会？”对方答：“不然来我们这里打工如何？”于是我就开始进出编辑部了，过程非常随兴。不知不觉间，打工成了我的本业，学校也不怎么去了。回过神来时我已成为所谓的自由接案编辑，一做40年。

这40年来，我从来不曾“就职”，也没有领过月薪。说到底，我最开始不过是在编辑部趁乱接到撰稿机会的打工小弟罢了。没有请专业摄影师拍照的预算，于是自费购买相机开始摄影，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文稿的写法、采访的方法、照片的拍法，通通没学过，只是有样学样罢了。因此我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方法有无独创性，只确定是自学而来的。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教不了别人什么事。我自己也没向谁学过什么。

如果期待我通过这本书传授具体的“编辑术”，只会希望落空。世上有许多“编辑讲座”之类的活动，有人在那里捞钱，有人在那里撒钱。全都是白忙一场，因为编辑没有“术”可言。

先前接到过几次出书的提案，但很遗憾，我全都回绝了。不是因为我想隐瞒自己的工作诀窍（know-how），只是因为诀窍根本不存在。而这次以此形式出书则有两个原因，一是责任编辑以令人诧异的执着打败了我，连“我来听写整理也没关系！”都说出口了，二是我看到现在的杂志，也就是现在编辑的低劣程度，实在痛苦得不行。

我始终以自由接案的形式工作，其他编辑都不是我的同道中人，而是我的对手。因此我认识的编辑虽多，也没有人称得上是我真正的挚友。

对手垮台也许对自己比较好。但是面对以下现实，我高兴不起来：现在没有一本杂志能让我每周、每月期待它的发售日，能让我等不及想读它。

如各位所知，出版业已进入寒冬，完全听不到春天的脚步声。在这当中，杂志的种类减少、发行量减少、页数减少，增加的只有广告。业界人士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各种事物：年轻人不读书害的，手机费太高害的，以销售部意见为优先害的，公司利益至上主义害的。这就像铁卷门商店街[1]经营惨淡却拿永旺梦乐城当借口，小镇上的二手书店不景气却拿BOOKOFF[2]说事。不过说穿了，问题还是出在编辑身上。米克·贾格尔在1968年唱出“杀死肯尼迪的是你我”，而将近半个世纪后，杀死出版的正是它的创造者——我们这些编辑。

因为时代如此、因为经济不景气、因为上司这样搞——要放这些话都很简单。然而，22岁的宫武外骨在比现在还严苛的时代曾被判三年囚禁无缓刑，因笔祸共入狱4次、罚款15次、中止发行或禁止发行14次，但他还是做出了畅销杂志。还有人从几十年前开始每晚站到新宿站西口附近的固定地点，向路人行礼，说“请买我的诗集”，甚至有人用风俗业赚来的钱自费出版作品。领高薪的出版人也许会不屑一顾吧，但身为一个人，到底是出卖身体丢脸，还是出卖心灵丢脸呢？

出版这个媒介已经走上末路了吗？我不认为。走上末路的是出版业界。

这本书无助于“打造大卖的策划”，也不提供“顺利采访的诀窍”，更不传授“进入有名出版社的方法”，这本书完全帮不到有以上需求的人。我只是希望，将宝贵人生中的一段时期浪费在“大众传媒就职活动”上的学生们能了解2015年日本的现实：像我这种越拼命就离业界越遥远的人（2015年此刻，我的连载专栏只有两个，一个在月刊上，一个在季刊上，就是这么凄惨），如果去做赌上人生也在所不惜的书，反而只会遭到业界放逐。另外，我也希望能给说上司坏话又拿公司经费喝酒的现任编辑指出一条出路。

明年我就60岁了。[3]如果我年轻时就在出版社工作，也许现在有机会担任要职。但现实是，我打电话提采访邀请还是动不动就被拒绝，访问年纪比自己的孩子还小的年轻创作者还得用敬语说话，去远方采访要为交通费伤脑筋。这样的生活每天都持续着。不仅跟刚成为编辑的40年前没两样，劳累程度还确实在增加，体力不断下降，收入不断减少。

但不要紧。比起每月的薪水入账，每天的内心悸动才是更重要的。而当编辑的微薄幸福在于，很少有工作光靠好奇心、体力、为人就能带来成果，而毕业学校、经历、头衔、年龄、收入完全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