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卧室俯视出去，我看见公园不远处搬来一户人家，还养了一群哈巴狗，大约五六只活泼可爱的小东西们，没有一只像常见的小狗那样因为超重而胖胖乎乎。我常在清晨看到它们四处溜达，看着它们，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养只哈巴狗，但现在，我知道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你想想，我已经这么老了，却还想买只狗来陪我散步，这对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当然，我也可以找人帮我遛狗，可是，养狗最大的乐趣不就是和它一起到处溜达吗？看着它发现新路时兴高采烈，解开牵狗绳时欢欣雀跃，高兴地在草地上跳来蹦去，还不时开心地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跟在后面。我本来也有一只狗，现在年事已高，相对而言，狗儿和我的年纪也差不了多少（我今年八十九了）。除了每天给它喂的那点儿狗粮以外，它已别无所求，但我还是很喜欢看别人家的小东西们高兴地忙前忙后。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入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狗和人类因此在简单却深刻的层面彼此相通，我多想再养一只黑色绒脸小哈巴狗，重新体验这一切啊，可是不行，不可能了！

今天早晨我还发现了另一件显然也不再可能的事情。我不久前在汤普森-摩根园艺种苗公司的植物邮购目录里看到一张树蕨的照片，标价十八英镑①，对这么一个新鲜玩意来说，这个价格倒也公道。要知道我几年前在多米尼加的森林里就爱上了树蕨。打那时起，我就知道这类植物在英式花园里可以成活，因此我打电话订购了一棵。今天上午，包裹到了。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收到一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树，但我本以为会是个相当大的包裹，没准还需要特别投递呢。结果我却收到一个不足十二英寸②的普通邮包，里面放着一个三英寸大小的罐子，罐子里头，四片脆弱的小叶子刚刚冒出头来。我不知道树蕨生长速度快慢，即使长得很快，我也不大有希望看得到这株小苗在我家花园里长大，长成我想象里的样子了。当然我会尽量让它在罐子里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希望能坚持到从罐子里移植到地上，我想它未来的样子应该不错，可是，总难免觉得这种努力有些不值得。这事让我想起简·里斯③常说的一句话，她每次喝醉了，就说：“我有点醉了，好吧，我醉得厉害。”关于变老这件事，她从未说过：“我有点难受，好吧，我难受得厉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她太痛恨或太害怕变老才绝口不提，否则她一定会这么说的。

简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她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变老这一事实。对她来说，未来充满了怨恨和绝望。有时她会很挑衅地宣称要把自己几近灰白的头发染成鲜红，但从未实施，而没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为她没有精力去做，而应该归功于她依然还有那么点理性，知道这么一弄她自己看起来一定相当诡异。有时，当然这种时候很少，在稍微喝点酒之后，她会感觉好一些。但大多数时候，一喝酒她就牢骚满腹、脾气暴躁。她觉得变老会让她的生活悲痛凄惨，也确实如此吧。尽管有一次她深陷这种悲惨状态时，絮絮叨叨抱怨的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其他事情。而真正导致她觉得悲惨的头等大事，永远不能触及。但她也说过一次，说已经预备了自杀药包以防万一。她最近几年都必须靠安眠药入睡，因此在床头柜抽屉里攒了很大一堆药片。如果情况太糟，也许能用上。情况从未变得太糟吧，因为她去世后我检查了她的抽屉，那堆药片完好无缺。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④是我看到的另一个反面教材，他挑战死亡的方式与简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愚蠢。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欧人，他遵循传统，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己写的格言。我从未见过此人，但我知道这些书，因为我就在其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工作。卡内蒂以从纳粹德国逃脱的难民身份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却非常激烈地与英国人作对，也许是认为英国人不承认他的才华（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决定永不在此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汤姆·罗森塔尔后期接管了出版社后，他想起汤姆曾经对他不薄，终于同意让我们出版他的书。但条件是必须先出那两大本格言集，并且必须连书面封套都按美国版本复制，原因是那个版本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已经确认过。如此一来，他的英国编辑，也就是我，除了再次拜读一遍他的大作之外，没什么需要做的，这让我倍感耻辱。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

后来我认识了他过去的一个情人，奥地利画家玛丽·路易斯·莫泰希茨基。 当时这个女人正优雅地迈入八十高龄，尽管她的身体正因严重的带状疱疹忍受着剧痛，尽管她的人生经历已将她击溃，但她绝对是值得人们多看两眼的人物。

认识她纯属偶然。当时我的朋友玛丽·赫尔登正打算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区租一间房子，既作卧室又兼起居用。有一天，她告诉我说遇到一个非同寻常的老女人，有个很不错的房间，遗憾的是房间不太符合她的想法。不过，这个女人让她印象深刻，所以她已经邀请这女人去喝茶了，而且想让我也去见见。这个女人到底有何值得称道之处？见面自然就知道。但不管怎样，玛丽觉得这个女人至少曾经是卡内蒂的情人，她的书架上堆满了曾属于他的书籍，她的房子也曾属于他。我于是去和她们喝茶，这个女人确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非常有趣、温暖、有魅力，而且随性。当她听说我是卡内蒂的图书编辑后，立刻兴奋起来，也不管我是不是从未见过他，就很投入地对我说起他们之间的事，如何在做了二十多年朋友和情人后，才发现他原来有妻室儿女。她说她知道这事听起来有点不大可能，主要是因为她一直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里，照顾自己的母亲。她们母女是在希特勒进攻奥地利时（她家那时还很富裕高贵）从维也纳搬到英国的。这种孤绝的生活让她无从了解他的其他女人，实际上她从未向我提及她是否知道他还有其他女人，只说发现了他的婚姻令他们的关系痛苦而急速地收场。她越说，我越觉得她似乎已经被卡内蒂，以及她最近刚刚去世的高寿母亲，耗尽了整个生命，只留下无尽的空虚……但奇怪的是面对玛丽·路易斯，我并不觉得有真正的空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