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盲女遇见野猪

当代文学因为传媒产业兴起和书写技术改变，受到极大冲击，但（境内及境外的）马华小说表现惊人的韧性。我已多次谈到马华文学作为一种“小文学”，来自马华族群对华文文化存亡续绝的危机感。语言是文化传承的命脉，作为语言最精粹的表征，文学是文化意识交会或交锋的所在。但文学能否成就，有赖令人感动或思辨的作品。黎紫书的作品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显现意义。

李永平（一九四九─二○一七）曾是马华文学的指标性人物。在“后李永平”的时代，现居台湾的张贵兴以《野猪渡河》（二○一八），黄锦树以“南洋人民共和国”系列写作（包括《犹见扶余》、《鱼》、《雨》等及其他短篇），在华语世界和中国大陆引起广大回响。而定居大马，足迹遍布世界的黎紫书以《流俗地》这样的新作，指向第三条路线。

张贵兴（b.一九五六）是当代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群象》（一九九八）、《猴杯》（二○○○）早已奠定了文学经典地位。这些小说刻画他的故乡东马──婆罗洲砂拉越──华人垦殖历史，及与自然环境的错综关系。雨林沼泽莽莽苍苍，犀鸟、鳄鱼、蜥蜴盘踞，丝棉树、猪笼草蔓延，达雅克、普南等数十族原住民部落神出鬼没，在在引人入胜。《野猪渡河》（二○一八）描写一九四○年代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入砂拉越的暴行，与此同时，在地华人抵抗野猪肆虐，牺牲一样惨烈。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从来没有如此暧昧游移。

黄锦树（b.一九六七）在一九九五年凭《鱼骸》一鸣惊人，他的作品充满国族焦虑，文学于他不仅是危急时刻的产物，根本就是书写作为政治的形式。黄锦树批判马来西亚族群政治从来不遗余力，但他对马华社会的中国情结一样嗤之以鼻：一方面将古老的文明无限上纲为神秘的精粹，一方面又将其化为充满表演性的仪式。如何体认中文在马华族群想像中的历史感和在地性，是黄锦树念玆在玆的问题。近年他将这一执念化为系列有关马共及其余生故事，如《南洋人民共和国》（二○一三）。曾经的或想像的革命行动早已化为不堪的历史幽灵，马来半岛上的华族只能以否定的、自啮其身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以及虚无。

黎紫书其生也晚（b.一九七一），在她成长的经验里，六○年代或更早华人所遭遇的种种都已逐渐化为不堪回首的往事，或无从提起的禁忌。但这一段父辈奋斗、漂流和挫败的“史前史”却要成为黎紫书和她同代作家的负担。他们并不曾在现场目击父辈的遭遇，时过境迁，他们仅能想像、拼凑那个风云变色的时代：殖民政权的瓦解、左翼的斗争、国家霸权的压抑、丛林中的反抗、庶民生活的悲欢……在没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从事华文创作，其艰难处，本身就已经是创伤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