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尚工作、谴责怠惰的大环境下，拼命工作的人却并不健康快乐，在追求优质生活品质的同时，失去了生活。

——我们可以停下来吗？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根植于大部分人体内，以至于我们不能让自己听到，甚至很难去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

——我们要停下来了。在度过漫长的一天，经历过工作的高压熔炉，我们都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我太累了，能歇歇吗？”

伦敦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学家乔希·科恩在本书中和我们探讨了“什么都不做”的矛盾与乐趣，他发现当生活陷入僵局，“无所事事”竟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也贯穿了安迪·沃霍尔、奥逊·威尔斯、艾米莉·狄金森、大卫·华莱士等文学艺术家们“不工作”的一生。

作者将惰性分为四个类型：疲惫、懒惰、白日做梦、游手好闲。通过个人经历和他咨询室里的故事，带我们一探看似不合常理的处世法则下，蕴含的无限可能。

乔希·科恩 Josh Cohen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现代文学理论教授、精神分析学家。出版多本现代文学、文化理论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代表作有《私人生活：为什么我们还在黑暗中》《如何解读弗洛伊德》《中止奥斯维辛: 艺术、宗教、哲学》《宏伟的预言：后现代美国写作与观看的政治》等，常年为《卫报》《新政治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

十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着精神分析师的工作，每个工作日，在大多数人开工之前，我就开启了一天的工作，而且比他们更晚收工。这通常意味着，我会在每天的头一个小时专注于一个人的恐惧，而在最后一个小时沉溺于另一个人的疲惫里。至于那些在正常时段上班的人，则经常要从办公室工作、自由职业或照顾孩子的间歇中挤出一个小时来见我。

在工作中萌生的不满会在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围绕着与职业生活有关的趣闻逸事展开，其中也不乏对工作的怨声载道，或是更为委婉迂回地体现在手机嗡嗡的振动声中（“抱歉，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好像患者有意无意地想让我知道，即使在这里，在这个本应受到保护的空间里，他也必须遵循某些要求。

毫无疑问，这为我描绘了一幅图景：人们被现代工作生活所困扰，深感压力重重、精疲力竭，病情往往会因工作中的一种不满足感和无意义感而加剧，不仅步履艰难，而且百无聊赖，除了解决递到眼前的事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目标与意义。当然，这幅图景有些以偏概全，抑或言过其实。

精神分析咨询室只是观察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利场域，而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生活中波及的范畴和产生的影响令人生畏。正如越来越多的书籍和论文所证明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正在见证一场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危机。过劳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表象之一，另一个表象则是工作岗位的日益稀缺。

整个劳动力市场，包括制造业（由机器组装的汽车和计算机）、零售业（完全由计算机操纵的商店）以及运输业（无人驾驶的汽车和火车），都在渐渐趋向或经历着最终的全面自动化。人工智能将接手许多曾被认为不可化约的工作，从市场营销到投资银行，从准备法律合同到教授数学，“较高层次”的认知和智力工作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