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人在江湖

要出书了。

有人说要出书先出事儿。我也没出事儿，倒是把书出了。

我在私底下是一个特别无趣、乏味的人，喜欢待在书房里写字、听戏、看书，没有别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当然，也不喜欢烫头。

如果我不做艺人，最大的愿望是做文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和黄金屋我都没遇到，但我依然爱看书，也爱写字。几张纸，一支笔，将心中事写下来，我觉得很快乐。

回头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许这些事情都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但是我很感慨，从中能看到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人在天涯，身不由己，风雨踏歌行。江湖子弟，拿得起来放得下。放不下，也得放。活一百岁的没几个人，开心就笑，不开心待会儿再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一辈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系统写作的人生自传，仅仅是把我这些年写的文章整理出版。这些文章记录了我这些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心态。

大部分文章存于文档，唯有二十八篇录于博客。输密码登录，打开文件。尘封三载又逢天日，抚案追昔不胜悲凉。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儿，远远超出了一个艺人的负荷能力。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观荣辱纷争、死走逃亡，自浊自清自安然。台上笑传千万，台下苦闷凄惶。

整理、分类、筛选、修改，反复校对，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在满足你们对我合理的好奇心的同时，还能存在一点点其他的价值，也许是阅读的快乐或者其他，但如果您希望能在我的书中获得高深的知识或者思想，我猜您只能失望而归，这是一本拒绝传递任何价值观的闲书，我还是说相声的草根艺人郭德纲。别人都说我们是草根。什么叫草根？其实草根很便宜，人参、灵芝、冬虫夏草，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东西，我们比不了人家大棚里的香椿芽、韭黄。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已经四十岁了。八岁从艺，至今已经三十多年。

最初书名叫《人在江湖》，后来我接受本书编辑的建议，换了一个书名，也就是你们看到的《过得刚好》。一路走来，各种坎坷，各种不顺和阻碍，终于我也看到了花团锦簇，也看到了灯彩佳话。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万幸，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就像你们看到的书名一样，过得刚好。如果说我还有什么追求和愿望的话，那就是我希望能说一辈子的相声，等到八十多岁还能跟于谦老师站在小茶馆的舞台给大家说相声。那时候，估计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于老师的头发也白了，一脑袋的白毛，还烫头，跟喜羊羊似的。我不指望天塌地陷，地球都毁灭了，还有我的一段相声在宇宙间飘荡，那是扯臊。

功名富贵，人间惊见白首；诗酒琴书，世外喜逢青眼。巿争利朝争名，伶逐势恶逐威。且看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潇湘雨、彭蠡烟、广陵涛，奇观宇宙但赏何妨？我争者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如果，这本书您没看懂。

那么，再买一本。

郭德纲

癸巳春于墨尔本

鱼龙夜话

男人四十

不惑但从今日始，韬光氍毹正当年。忍忍忍，难难难。身处池畔，自浊自清自安然。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三十九岁生日所作，虚岁四十，年届不惑，几句残言，聊以自勉。）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因此，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直到今天，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也没有应酬。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天津的氛围很好。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

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郭德纲，你记住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