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在台湾发现历史》给人的“温度”

张作锦

历史书里常有很多仇恨。

但咎不在历史，仇恨在人心里。

因此，解恨在人。

怎样解恨？杨渡以台湾为例，力陈以大历史的悲悯回望过往，益以宽容与理解，历史本身就会有感动人的力量。所以他在自己的新书《在台湾发现历史》伊始便说这是“有温度感的台湾史”。正像钱穆一九四〇年在他《国史大纲》首页要求读者的，应对其本国历史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

必须有钱穆所要求的“温情”，才能探知杨渡的“温度感”。

台湾史难写，因为它的发展轨迹铺满了惊险，也伴随了苦难。自十六世纪第一波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荷兰和西班牙人就觊觎和掠夺台湾的资源。台湾的生态改变了，台湾先住民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再经明郑、清朝收入版图、甲午后日本殖民五十年，中国抗日胜利光复台湾，一个因久战而百孔千疮的国民政府，来接收一个相对初步现代化了的台湾，再加上大批新移民追随而来，于是衍生了许多政治、文化、社会的扞格与冲突的台湾，终于走到旧貌换新颜的今天。

要想解决问题，先要找出问题，不避讳问题。“国者人之积也”，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人被分化了，这是台湾当前最根本和危险的困难所在。

很多人自认他们是“本土”，那么“非本土”即有“非我族类”之嫌。但杨渡问：“什么是本土？”

杨渡把台湾移民史划分成七大波段，这些大量的移民构成今天“台湾人”的主体。如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撤退移民来台的人，已经在台湾生下第四代儿孙，都不能称为台湾人，那什么叫“台湾人”？

早自荷兰、西班牙，以及后来郑成功、清朝、日本、国民党、民进党，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如果“外来政权”应该退出台湾，这样的台湾还剩下什么？

杨渡认为，划分这些界限的人，多只为从中攫取政治利益。

台湾族群形成隔阂，“二二八”是个主要分界线。历年来，有人想把它弭平；另有人则把它作为一个发酵桶，不时搬起来摇晃一下，让它不得安息。所以在书中，杨渡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直接，最坦诚，也最彻底。十篇文章，有三篇讨论“二二八”。这桩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因缉私卖烟而引发的不幸事件，女主角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当时在妈妈身边。她明确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景况，那是一连串巧合造成的悲剧。但悲剧中也有十分“戏剧性”的“喜剧”，林明珠后来嫁给了陈诚的侍卫队长，两人生儿育女，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

这故事具体代表了“和解”与“宽容”，正是杨渡全书的主调。“我们将因为包容，所以开创；因为开创，所以壮大；因为壮大，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

杨渡这本书，是集结他过去发表过的十篇长文而成的，这些文章脉络一贯，表里如一，虽然有的文章写于多年前，但理仍在，气仍在，对讨论台湾病理核心问题所谓“本土意识”，依然是有用的参考处方。而且，可去胸中“寒气”，使人有“温度感”。

在台湾这些年来的政治氛围里，杨渡写这些文章，出这本书，是要有些道德勇气的。在有些人的眼里，他是“本土人”，应有“本土意识”，他的言论，或可目为离经叛道的政治不正确。

杨渡写的是“台湾历史”，这叫我想起一则“历史”故事：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关山万里，国脉民命，前途多艰。当时中国最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之一龚自珍，给林则徐建言，指出困难所在，并一一试为解答。林则徐途中复谢，誉之为“非谋识宏远者所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谋识宏远属知识层面，关注深切则是道德层面。后者尤为难得，此杨渡之书所以使人有“温度感”也。

（张作锦，曾任《联合报》总编辑/社长）

自序　有温度感的台湾史

一

一九八三年秋天，阳明山上阳光灿烂，下午的山风开始有微微的凉意。

我在图书馆里，把古老的《台湾民报》找出来，一大本一大本地抱着，到窗户边的桌子上，就着斜斜的光，一张一张地翻阅，一页一页地寻找，所有与文化活动、戏剧表演有关的报导，都不放过。

报纸是如此的老旧，蒙着浓浓的一层灰尘。在窗户边的桌子上，老报纸翻开的瞬间，那些夹在内页里，沉埋了几十年的灰尘都飘了起来，一粒一粒，晶晶莹莹，像许多记忆的精灵，在空气中飞舞。

古老的印刷字体，虽然被时间沉积得有些苍黄，微微模糊，依旧可以辨认。

……且时间迫切，又降雨连绵，不得已演剧终止，而变易为文化讲演，以免辜负民众之热诚，是夜虽大雨，而听众不下千人，其热心可嘉也。

翌夜七时起在妈祖宫内开该地有志者大恳亲会，定刻，会员不论何种职业，冒雨纷纷而来会者不下千人，着席后，先由陈煌氏叙礼，次会员五分间演说，来宾演说，余兴有奏乐文化剧（彰化留学生文化剧团一行）第一出演《社会阶级》，第二出演《良心的恋爱》，至十二时，剧毕，由周天启氏代表一行述谢，连太空氏吟诗以为告别，最后郭戊已氏述文化剧之精神为闭会辞。当演剧中有柳川巡查部长正式临监，而无持详细之脚本，对照取缔，亦能得平稳通过，可见当道之刁难证据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湾民报》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时空，那时代的反抗热情仍动人心弦：至十二时还未曾休息的演讲会，在纷纷雨中观看文化剧而不愿离去的上千双眼睛，如晶莹之光，在阳明山秋日的空中飞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台湾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据时期台湾戏剧运动”，只能靠着有限的资料，甚至从旧报纸中，拼拼凑凑，把无政府主义运动、黑色青年联盟 (1) 、张维贤 (2) 、张深切 (3) 等人的作品与行迹，依照时间，慢慢联结，构成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社会与文化运动的形貌。

从秋天到冬天，整个过程虽然很艰辛，资料也难寻又敏感，但重新看见历史而展开的视野，寻找到台湾文化人心灵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辈曾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曾参与如此深沉而壮烈的反抗运动，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会运动合流，一起脉动，那种看见而且触摸到父祖心灵的感觉，让我常常独自徘徊在阳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种既温暖又孤独的欢喜。

然而，麻烦也来了。我找不到指导教授。研究历史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不知道戏剧运动要如何着手；研究戏剧的学者是有的，但以传统戏曲为主，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戏剧研究，实未曾有过。几度碰壁后，终于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有此开创气魄的学者，可能只有曾永义 (4) 老师。所幸，在曾永义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通过论文和口试。

我知道有些什么温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远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