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之际的历史演变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注，相关论著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因此笔者展开学术史回溯时，以个人的耳闻目见，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牵涉线索众多，恐难以面面俱到。由于本书主要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部分，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回溯方式，主要围绕着魏晋政治史研究与“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运用、士族政治这两个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笔者试图在现代学术演变的脉络下，对过去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范式加以梳理，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于确实难以涵盖其中，但与本书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成果，则在具体的论述分析中加以引证。

在现代学术框架下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寅恪对魏晋两代统治阶级性质的分析。陈先生在1950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的意义做出如下的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 注 1956年发表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从分析魏末士人热衷讨论的才性离合问题入手，见微知著，认为这一玄学问题探讨的背后反映的实质是曹氏、司马氏两党的政治纷争，并再次指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递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 注 陈先生的观点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必须要在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来考虑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其次，魏晋嬗代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易姓革命，其背后的实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统治阶级之间的更替，西晋立国之后所施行的孝治天下、封建五等等措施皆反映出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其三，魏末政治的实质是曹、马两党的斗争。

陈寅恪以阶级升降、政治集团等概念工具来解释魏晋两代的政权交替，将魏晋之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面向的变化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阐释，指出魏晋两代的根本性变化在于：由于其统治阶级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受不同的文化熏习，因而也奉行不同的治国方略，而这渊源自汉末的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兴替构成魏晋政治的基本底色。这一假说奠定了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研究魏晋嬗代的基础，对于后续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意义，可以说此后关于魏晋之际历史的研究大都笼罩在陈先生提出的分析框架之中。

其后，在此问题上加以推进的是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其在1964年发表的《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一文中指出曹魏政权中存在着汝颍、谯沛两个政治集团，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了汝颍的旧世族和谯沛的新官僚，汝颍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汝颍集团通过在储位之争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对谯沛集团的优势；高平陵之变的实质是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的决战，最终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汝颍集团取得了胜利，控制了曹魏政权，为魏晋嬗代奠定了基础。 注 尽管柳春新曾经对汝颍集团这一概念的边界加以修正， 注 而黄炽霖则通过对曹魏官员出身籍贯的统计，对万绳楠的假说提出质疑，认为汝颍士人直至魏明帝时代方在朝中占据优势，但以上二位所论仍大体沿用万绳楠所设定的分析框架。 注 直至当下，汝颍集团、谯沛集团依然是大陆学界在研究曹魏政治时广泛使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