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曲折动荡的“历史三峡”，开始了缓慢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多少精英参与其间，汇入这股波涛汹涌的历史大潮。他们摇旗呐喊，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他们言忠信、行笃敬，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

在本书中，历史学家唐德刚不为亲者隐，不为尊者讳，对这些风云人物的功与过逐一分析，不偏不倚，展现出其对中国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以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学家要想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是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听得懂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美国东部十余家大学都开设了“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中的成人，以及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些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也。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还是姓东、蒋介石姓蒋还是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还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因为感到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当起了“月光教师”，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学生也听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上轿”的过程，岂是因为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有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巨著，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复杂，但是要说当老师的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都只能结结巴巴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语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两组“四圆”“四方”的图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