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芬恩舅舅正在给我和姐姐格雷塔画肖像，因为他知道，他快要死了。在这之前，我已经明白了自己长大以后不会搬进他的公寓，与他共度余生。在这之前，我已经不再认为他染上艾滋病这件事完全是被搞错了。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请求时，妈妈拒绝了。她说，那样的场景会让她感到毛骨悚然。她一想到我和姐姐坐在芬恩舅舅那间有着巨大的窗户、弥漫着薰衣草和橙花香的公寓里，想到他看我们俩的眼神仿佛是见最后一面，她就受不了。她还说，从韦斯切斯特北边一路开车进入曼哈顿，要开好久。她胳膊交叉抱在胸前，直直地盯着芬恩舅舅碧蓝的眼睛，对他说，最近真是没时间。

“可不是嘛。”他说。

淡淡的一句话，让妈妈伤心欲绝。

我现在是十五岁，不过那天下午我还是十四岁。格雷塔当时是十六岁。那是1986年的十二月下旬，之前的六个月里，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会去芬恩舅舅家。每次都只是妈妈、格雷塔和我三个人。爸爸从来不跟我们同去，他这么做倒也没错，因为这件事跟他无关。

我坐在面包车后排的座位。格雷塔坐在我前面那排。我是有意这么坐的，因为这样我就能盯着她看，同时又不会被她发现。观察别人是个不错的爱好，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儿。看的时候不能被别人发现。要是被抓到了，他们就会像对一级罪犯那样对待你。或许，他们这么做也没错。或许，试图看到别人不想让你看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犯罪。跟格雷塔在一起时，我喜欢看她乌黑油亮的头发上反射着太阳光的样子，还有，她眼镜腿的末梢就像两滴迷途的泪水，正好躲在她的耳朵后面。

妈妈开着KICK FM，是播放乡村音乐的电台，虽然我不喜欢乡村音乐，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放下成见，那些人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会让你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过去全家人在后院举行的烧烤大餐、孩子们坐着雪橇滑下白雪皑皑的山坡，还有丰盛的感恩节晚餐。都是好东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妈妈在去芬恩家的路上就喜欢听点儿乡村音乐。

每次进城去的路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只有面包车在平稳地行驶，还有轻柔的乡村音乐在耳边做伴，公路一旁是灰蒙蒙的哈德逊河，河的另一边则是同样灰蒙蒙的大块头新泽西。我的视线始终停留在格雷塔身上，因为这样，我才不会过于思念芬恩。

我们上次来看他是在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下着雨。芬恩一向很瘦——格雷塔也是，妈妈也是，我也希望自己能有那样的身材——可是那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已经瘦到了一个新的等级，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因为腰带全部太肥，于是他便在腰上系了一条翡翠绿的领带。我正盯着那领带发呆，试图去想象他上一次戴它会是什么时候，会是怎样的场合，能配上如此艳丽、灿若彩虹的行头，这时，芬恩突然从画像上方抬起眼睛，对我们说：“快了。”他的手中仍握着画笔，悬在半空。

格雷塔和我点点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在说这幅画，还是在说时日不多的自己。后来，回到家，我对妈妈说，他看着就像一只瘪掉的气球。格雷塔则说他像一只灰色的小飞蛾，被缠在一张灰色的蛛网里。这是因为，跟格雷塔有关的一切都更美丽，连她描述事物的方式也不例外。

已经到了十二月，下周就是圣诞节了，我们被堵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格雷塔坐在座位上，回头看我。她意味深长地冲我一笑，然后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掏出一小枝槲寄生来。前两年的圣诞，她也是这样，随身带着一枝槲寄生来搞突袭。她不但把槲寄生带到学校，在家也拿它吓唬我们。她最爱玩的把戏是偷偷溜到爸妈身后，然后跳起来把槲寄生举到他们头顶。爸妈不是那种喜欢秀恩爱的人，所以格雷塔喜欢强迫他们秀一秀。此时此刻，在面包车里，格雷塔挥舞着手中的槲寄生，直直地从我面前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