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手记》（下面简称《手记》）是契诃夫的书，也是贾植芳先生的书。这样说不仅因为贾先生是《契诃夫手记》的译者，还因为这本书和译者情感、生命之间的联系。1953年译本由文化工作社初版后的第三年，贾植芳就因胡风事件而遭受牢狱之灾。二十多年后冤案平反，他偶然从图书馆看到这个译本，“就像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我的眼睛里涌出了一个老年人的泪花”。原先贾植芳翻译这本书的初衷，是基于对这位俄国作家的喜爱，对他在人生道路上给予的启示；经历了二十多年坎坷的生命历程，他更意识到这种启示、支持的力量：就如贾植芳说的，让他“像一个人那样活了过来”（《1982年版题记》）。

《手记》包括1892年到去世当年契诃夫日常生活中观察、阅读、思考的片断记录，其中有一些成为他后来作品情节、人物的依据。另外的部分，是他1896年到1904年的日记。80年代《手记》新版增加了江礼旸翻译的《补遗》。书中还附录了契诃夫妻子奥尔加·克宜碧尔（也译为奥尔加·克尼碧尔）谈契诃夫临终情景的文字，和他的弟弟写的《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契诃夫年谱》是贾植芳在80年代初编写的，留存有那个时期思潮的痕迹；而《我的三个朋友》一文讲述的则是这个译著出版和再版的经过。对契诃夫和俄国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手记》自然是重要的材料，于一般读者而言，既可以借此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艺术，它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智慧、幽默的杂记随笔集。

契诃夫对生活，对艺术有他的独特追求，有他的坚持的理想和思想原则，但正如不少同时代人和后来评论者说的那样，他是生性谦逊的人。在写出《草原》《命名日》这样的作品之后，他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在以托尔斯泰为首的名单中将自己列在第98位。托马斯·曼说，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也从来不曾摆过文学大家的架子，更不用说那种哲人的或托尔斯泰式的先知的派头了；“多年来西方，甚至俄国对契诃夫评价不足，在我看来是跟他对待自己的那种极端冷静、批判而怀疑的表现以及他不满意自己的劳动的那种态度，简单说吧，是跟他的谦逊分不开的”。伊利亚·爱伦堡也有相似的评述，说契诃夫不断矫正自己的缺点，但“他无需与骄傲作斗争”，“他逃避荣光”（《重读契诃夫》，童道明译）。1900年，他离世前四年，在和蒲宁的一次谈话中，有点忧伤地预测他的作品还会给人读七年。他几乎没有写过专门的文学问题文章，也没有撰文谈论过自己的创作。我们现在看到的《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收录的主要是他写给亲人和朋友的书信，以及同时代人回忆的言谈片断。《手记》中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在朋友家聚会，突然有人面色庄重举杯向他致敬，“在我们这个理想变得黯然无光的时代……你播种了智慧，不朽的事业啊”。听到这些恭维的话，契诃夫当时的反应是，“我觉得我本来是盖着什么东西的，现在却被揭去了，被人用手枪瞄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