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介绍了沃伦·巴菲特、查理·芒格、约翰·邓普顿、霍华德·马克斯等40多位投资大师的投资智慧。在分享与众多投资大师深入接触的日常故事中，作者威廉·格林总结出了投资大师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发现了这些一流的投资名家的共同点。他们都是：

长期主义的践行者；

擅长忍耐的纪律奉行者；

冷静又坚韧的投资者。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

一流媒体作家，曾为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出版物撰稿，包括《时代》《财富》《福布斯》和《经济学人》等。格林在伦敦出生和长大，在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我痴迷于投资已有25个年头了。起初，这种激情似乎不太可能萌生，因为我从未上过商业或经济学课程，对数字不敏感，对会计核算的奥秘茫无头绪、不得要领。在牛津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学位后，我开始为杂志社写小说书评。作为一名有远大抱负的作家，我希望能在文学领域里扬名立万，实现崇高的理想，而且我发现，文学领域的人常常把华尔街视为充满铜臭味的赌场，里面都是愚蠢的投机者。当有人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放到我家门口时，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它的商业版给扔了。

但到了1995年，我和哥哥把共有的一套公寓出售后，我手头有了点余钱，我开始不停地阅读有关股票和基金的书籍，迫切地希望能发点意外之财。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光，那时我十多岁，曾一度沉迷于赌博。15岁时，正在伊顿公学上学的我常常偷偷溜出校园，在其他同学打板球或划船时，我会到温莎城堡附近的一家“赛马场”里赌马。那时候的我本应该像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和6个世纪前的伊顿人一样，成为上等的英国绅士，但我却以迈克·史密斯的名字非法注册了一个投注账户。

我对赛马感兴趣不是因为这项运动浪漫或马匹看起来高大威猛，而是因为我想不劳而获。我认真地记下了马匹和赛道的详细说明，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我的得失。16岁生日那天，因父母拒绝给我订阅赛马表这一昂贵的马匹评分系统，我还大闹了一场。他们阻断了我大发横财的道路，这让我怒不可遏。不久之后，因遭受了一连串失败的打击，我彻底放弃了赌马。

10年之后，当我开始阅读投资类书籍时，我发现股市也给了我类似的刺激，但在股市中获得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股票给我的印象是，你只要比别人深谋远虑一些，你就能赚到钱。当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有一个极其宝贵的优势：我是一名记者，我可以采访业内众多顶尖的投资者，有近水楼台之便。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为《福布斯》（Forbes）、《金钱》（Money）、《财富》（Fortune）和《时代》（Time）等杂志采访了众多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我不断思考那些至今仍令我着迷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原则、操作、见解、习惯和人格特质让这一小部分人长期跑赢了市场、变得异常富有了呢？更重要的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如何通过研究他们及其制胜的方法获利呢？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核心。

令人开心的是，我遇到的许多投资者都魅力非凡、特立独行。我曾飞往巴哈马群岛（Bahamas）与约翰·邓普顿爵士（ Sir John Templeton）共度了一天，他是20世纪全球最卓越的选股人，现居加勒比海莱佛礁（Lyford Cay）的一座庄园。我曾前往休斯敦与法耶兹·沙罗菲（Fayez Sarofim）会面，他是一位神秘的埃及亿万富翁，绰号斯芬克斯（Sphinx）。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向我展示了埃尔·格列柯（El Greco）和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画作，以及进口的来自叙利亚教堂的5世纪拼花地板。我曾与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交谈过，他驾驶着一架湾流喷气式飞机，里面配备了镀金的座椅和鬣蜥皮软垫。这架飞机是他从一位身处困境的中东大亨手里购买的。我采访过爱玩马球的亿万富豪麦克尔·普里斯（Michael Price），他恐吓过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官，因而被称为“华尔街最可怕的野兽之子”。我与赫尔穆特·弗里德伦德尔（Helmut Friedlaender）面对面交流过，他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出逃，其间只因为要接十几岁的妹妹而停留过，也曾因“一名绅士不戴帽子就不能旅行”的说法买了一顶帽子。他喝柏翠庄园干红葡萄酒，收藏珍贵的中世纪书籍，交易从咖啡期货到帝国大厦的一切商品。90多岁高龄时，他对我说：“我过着喧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