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文库”二十世纪百佳，1923—2005年《时代》周刊百佳，销量赶超《教父》的现象级畅销作品

* “我好像一张线路图，从头到尾都被压抑标记出；你可以经由那些耻辱、拘谨和恐惧的高速公路，遍历我身体的经纬。”

《波特诺伊的怨诉》是菲利普•罗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话题之作。1969年甫一推出，便引起轰动并长居畅销榜，销量甚至超过了同年出版的《教父》。后入选”美国文库”20世纪百佳，1923-2005年《时代》周刊百佳。有评论称，该小说同索尔•贝娄的《赫索格》一道，定义了1960年代的美国犹太文学。

故事发生在心理医师施皮尔福格尔的躺椅上。主人公波特诺伊饱受神经官能症的困扰，他找到心理医师施皮尔福格尔，向他倾诉自己从小到大所面临的困境：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母亲专制霸道的溺爱、犹太身份的困扰……

大胆而近乎荒诞的告白背后，暗含的是他那一代美国犹太青年内心的道德焦虑，是传统的犹太道德意识与60年代美国社会自由意识之间的冲突、失衡，也是美国犹太人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生存焦虑。

菲利普•罗斯（1933-2018）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1959年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受到瞩目，此后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赢得国内外的高度认可。2012年宣布封笔，一生共创作29部小说，代表作有《波特诺伊的怨诉》《鬼作家》《萨巴斯剧院》《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秽》等。

我平生最难忘的人

我母亲的形象如此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以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似乎还认为每个老师都是她的化身。放学的铃声一响，我会立刻飞奔回家，边跑边想自己能否在她完全变身前赶回我们的公寓。可是毫无例外，每次我到家的时候，她都已经在厨房里，为我准备牛奶和饼干。然而，她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我停止妄想，反倒让我对她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没当场逮到她变身反而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即使我仍不停地努力。我知道关于母亲的本性，父亲和姐姐则全然不知，要是我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撞见她，这种自我想象的背叛会压在我的肩头，这可是当时五岁的我所承受不了的。我想我甚至担心过，要是亲眼看见她从学校飞进卧室的窗户，或者看见她从隐形中四肢一点点显形，套着围裙，我大概会被灭口吧。

当然，每逢她要求我把白天幼儿园里的一切都告诉她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乖乖照办。我不会装作理解她那无处不在的暗示，但是这肯定和她要搞清楚我以为她不在场时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有关——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想象（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一年级，而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成了个诚实的孩子，因为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啊，还是个非常聪颖的孩子。每次讲到我那位脸色蜡黄、身材过胖的姐姐，母亲都会说（当着汉娜的面也一样——诚实也是她的处世之道）：“这孩子没什么天分，不过我们也不指望那种没影儿的事儿。愿上帝保佑她，她还算用功，尽了自己的力，所以拿什么成绩都没关系。”讲到我，她那埃及人长鼻子和能言善辩、喋喋不休的嘴巴的继承者，母亲则会带着她特有的克制说：“这个小土匪(1)？他甚至用不着翻书——门门功课都是A。简直是爱因斯坦再世！”

那么对这一切，我父亲又是怎么看的？他总是痛饮不止——当然不是像非犹太人那样干掉威士忌，而是喝矿物油和氧化镁乳剂。他嚼泻药，早晚吃全麦维麦片，吞下成磅的袋装混合果蔬干。他很痛苦——那真是活受罪——因为便秘而痛苦。她的无处不在和他的便秘，我的母亲从卧室的窗户飞回家，我的父亲读着晚报、屁眼里塞着栓剂……凡此种种，医生，就是我对我父母、他们的特质、他们的秘密所保有的最初印象。他常用平底锅煮的番泻叶，加上在他直肠里融化于无形的栓剂——这些就是他的法术：煮着脉络分明的脱水绿叶，用勺子搅动着这发出难闻气味的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倒进滤网，再顺着他那一脸的倦容和苦相，倒进他只进不出的身体。接着，他会弓着身子默默对着那只空玻璃杯，仿佛在等待远方雷声的指引，等待奇迹降临……孩提时的我有时也会坐在厨房里和他一起等。但是奇迹从来没有发生，至少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和祈祷的样子进行，好比撤销死刑判决、让鼠疫彻底消失之类的。当广播放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我记得他曾大声说道：“这也许管用。”但是对这个男人而言，所有的通便法都是徒劳：他的肠子被愤懑和挫败的铁掌紧紧攥住。而他妻子对我的特别宠爱，也加诸了他的不幸。

就连他自己也宠爱我——这真是雪上加霜。连他也看出，我身上蕴藏了使这个家庭变得“跟某人一样有出息”的机运，能让一家人赢得荣誉和尊敬——虽然在我小时候，他向我谈起他的雄心壮志时，绝大多数是就金钱层面来谈的。“可别像你这个蠢老爹——”他会一边这么说，一边和那个坐在他大腿上的小男孩开玩笑，“漂亮的娶不得，心爱的娶不得——要娶就娶个有钱的。”不，不，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被人瞧不起。他像条狗一样地工作——只为了一个他未注定拥有的未来。从没有人真正带给他满足，回应他适宜的善意——我母亲没有，我没有，甚至我那位可爱的姐姐也没有，他还认定我姐夫是个共产党（即便他现在已经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很赚钱的饮料公司，在西奥兰治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而对他敲骨吸髓的，绝不是那个资产十亿的新教企业（或是像他们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机构”）。“这是全美最乐善好施的金融机构。”我记得父亲这样声称，那时他第一次带我到他在波士顿与东北人寿保险公司的大办公室，去看属于他的、由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组成的一小方地盘。是的，在他儿子面前，他说话的时候带着“本公司”的自豪。当众声讨公司来自贬身价可说不通——毕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领的是公司发的工资，公司配给他的专用文具，那艘“五月花”号下面就印了他的名字（所以“五月花”号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标志，哈哈）；而且，每年春天——适逢公司大发善心的季节——我父母还可以去大西洋城享受一个精彩的周末，不仅全程免费，连下榻之处也是称得上高档的非犹太饭店，在那里领受（连同大西洋中部各州所有突破年销——年度预销数字——的保险代理人一起）柜台人员、侍者、行李员的滋扰威胁，更别提那些一脸茫然的自费旅客了。

此外，他总是激情满怀地相信自己正在推销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另一个使他痛苦不堪、精疲力竭的原因。晚饭后，当他再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踏出家门开始工作，他不只是在挽救自己的灵魂——不，他也在挽救某个放任他的保单失效，而连带危及了他家人“在雨天里”的安危的可怜混账。“亚历克斯，”他总会这么向我解释，“一个男人要应付雨天，就得备一把伞。你不能连把伞都没有，任老婆孩子挨雨淋！”对于那时才五六岁的我来说，他的话听起来大有道理，甚至令人动容，不过显然那些缺乏经验的波兰人、逞凶斗狠的爱尔兰人，以及住在贫困街区的黑人文盲们，对他的“雨天论”无法苟同，而“全美最乐善好施的金融机构”却总是派他到那些街区兜揽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