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大家并不陌生，他是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一直跟“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联系在一起。

安特生出道甚早，早在1906年他就担任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第11届世界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各国合作进行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其成果是两巨册《世界铁矿资源》和一本相关的地图册。1由于安特生是这次铁矿调查的组织者，中国政府邀请他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进行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略中国的时候，瑞典被认为是少数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因此，北洋政府于1914年邀请瑞典人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1913年1月，曾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的丁文江（1887—1936）被任命为农商部地质科科长。21915年春，两位地质学家在北京相识，3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丁文江去世，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乃至中国史前史研究上的诸多奇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史前史的发端是中外考古学家合作的结果，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的专业素质与丁文江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番伟大事业。

担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时的安特生

安特生与丁文江一起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由于成功地勘探到了北京北边丘陵地带龙关的铁矿，1915年春天，在农商部总长周自齐（1869—1923）的安排下，安特生有机会见到了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4

1918年7月4日出版的《政府公报、公文》（第878号）刊载的安特生获得农商部一等奖章的公文

在勘探矿产的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了中原很多地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安特生与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安特生真正的兴趣所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促成了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河南渑池的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真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以及田野考古学都是从安特生开始的。而在仰韶村、马家窑等遗址发现的中原彩陶，让世界真正认识到新石器时代丰富的东亚史前史。

1925年安特生回到了离别11年的瑞典。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v V., 1858—1950）非常重视安特生从中国运回的彩陶，于同年底特别拨出专款筹建“远东博物馆”（Östasiatiska samlingar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还给它起了一个中文名称——东方博物馆。安特生担任了首任馆长。其后，安特生于1926年10月，随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Prince Gustav Adolf, 1906—1947）来中国进行过短暂访问。1937年，安特生在战火硝烟中再一次来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希望接续上他20年代的考古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更为不幸的是，他所尊敬的好友丁文江早在1936年初就因中煤毒去世。此时的安特生唯有感慨“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他于1938年辗转回到瑞典，那年他已经64岁了，至此再也没有踏上让他刻骨铭心的第二故乡——中国，只能隔岸观察这边的云起云落。安特生是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包括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多元政治、袁世凯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多个科学机构的创立等等。1960年，这位86岁的中国史前文明的见证者悄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