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下面这番话会让许多读者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我有责任把它们说出来。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书；而且照惯例，数学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时不用附带一篇个性宣言，我本可以省却这麻烦。

由于情势超出控制，我被卷入了一系列事件中，我想在此谈论的正是此事。为什么我要用一种忏悔式的话语开始讲述，稍后便不言自明。谈到我自己时，必须选一个参照系，不妨就选择哈罗德·约维特教授最近为我写的传记吧。约维特称我有“最高水准的头脑”，因为我选择的课题永远是现有全部课题中难度最大的。他在书中写道，我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旧的科学大厦崩塌、新的概念升起之处——比如数学革命、物理伦理学，以及“其主之声”计划。

阅读那本传记时，我看到某一处的主题是“毁灭”，在提及我有悖传统的偏向之后，我期待他做出更深入、更大胆的论断，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传记作者——这并不令我特别喜悦，因为剖析自我是一回事，被别人剖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约维特像是被他自己的敏锐吓到了，他又生硬地绕回去，将我描述为已被广泛接受的那副样子——一位执着而谦虚的天才，他甚至还抛出了几则关于我的老生常谈的趣闻逸事。

所以，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了，和别人为我写的其他传记放在一起。这么做时我十分平静，还稍稍想象了一下，我很快就会被那些擅长奉承的肖像画家列入待画人物的名单。同时，我还注意到那个书架上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空间了。回想起我曾对伊沃尔·巴洛因说过，等这个书架填满，我就该死了。他以为这只是个笑话，我也并未反驳，但是我说这句话时是有些认真的，并非完全随口胡扯。所以，咱们回到约维特的书上，我又一次成功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失败了——六十二岁时，已有二十八本图书专门研究我这个人，但依旧无人能理解我一星半点儿。这么说公平吗？

约维特教授在描述我时所依据的规则不是他自创的。并不是所有公众人物都享有同样的待遇。伟大的艺术家们，没错，可能会被冠以偏狭小气之名，有些传记作家甚至似乎认为艺术家的灵魂必然是卑下的。但是，对于伟大的科学家，陈旧的刻板印象依然无可动摇。我们把艺术家看作被肉体拴住的灵魂；文学评论家可以自由地讨论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你很难想象，有哪个科学史研究者会用类似的方式谈论物理学的那几位奠基人。我们必须认为他们是刚正不阿的，是完美无缺的，而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过眼云烟。政客可以是邪恶之徒，这不影响其出色政治家的身份，然而邪恶的天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邪恶与天才相互抵消了。今天的规则就是这样。

的确，有一群来自密歇根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挑战这种情况，但他们落入了过于简单化的谬误。物理学家们确实热衷于提出各种理论，而那些专家将之归咎于性压抑。精神分析学说旨在揭露每个人心中的那头猪，一头驮着道德心的猪；灾难性的后果是，猪在那位虔诚骑手的压迫下过得很不舒服，而骑手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的使命不仅是驯服那头猪，还要让它彻底消失不见。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心中有一头背负着现代理性的古老野兽——这是对各种原始神话的杂烩似的反映。

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幼稚的、小学童式的真相，我们浮光掠影地从中学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被吸引了注意力。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比如这里，对真相进行廉价的简化，其价值并不高于一句谎言。又一次地，我们眼前呈现出魔鬼与天使，或是摩尼教里的野兽与神；又一次地，人类宣称自己并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每个人都不过是一块战场，注入其体内、使之膨胀的两股力量在这战场上角逐，在皮肤之下此消彼长。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见识肤浅却自命不凡。它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向我们解释人类的本质，这一整出关于“存在”的戏剧，其张力只存在于两者之间：兽性，文明之力对兽性的净化。

所以，我真的应该感谢约维特教授，感谢他用经典的方式描绘我，而不是借鉴密歇根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评价要高于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漫画像与肖像真的有所不同。

也不是说我认为传记的描述对象要比传记作家更了解自己。传记作家们所处的位置更便利一些，因为他们对有些内容拿不准是由于缺乏信息，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描述对象还活着并且愿意配合，他就可以为作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描述对象本人，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无非是一些假设罢了，这些假设作为其思维活动的产物或许具有重要性，却不一定能填补那些信息缺失之处。

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人生书写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版本。这就像是许多集合组成的一个并集，而交集中的唯一元素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年轻人，甚至聪明的年轻人，由于不谙世事缺乏经验，会认为我的这一想法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关道德，而是关乎认知。世上有多少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一个人就会对自己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这些看法可能是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时期，人都会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